这一次柬埔寨与泰国的冲突中，柬埔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国，它误以为中国会像过去的自卫反击战那样直接出兵相助，但是柬埔寨这一次错了。 2023年洪森将权力移交长子洪玛奈后，尽管表面完成代际更替，但洪森仍担任人民党主席并可能进入参议院，形成“垂帘听政”的格局。 这种权力过渡期的脆弱性，使得洪森家族需要通过外部冲突转移国内矛盾。 柬埔寨近年经济增长放缓，美国对其太阳能产品征收3521%的惩罚性关税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压力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边境冲突成为凝聚国内共识、巩固家族统治的便捷手段。 泰国的反应同样受到国内政治影响。代总理普坦在冲突爆发后强硬表态，强调“自卫权”和“主权不可侵犯”，既回应了军方的鹰派立场，也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情绪凝聚支持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泰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为其提供了战略底气。这种外部支持使得泰国在冲突中更倾向于采取强硬姿态。 中泰铁路一期工程预计2027年试运营，二期工程将连接老挝并融入泛亚铁路网络。这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，使得中国在冲突中更倾向于维护与泰国的合作关系。 作为泰国的重要盟友，日本在冲突爆发后迅速表态支持泰国，并承诺加强防务合作。这种姿态既是对美日同盟的呼应，也隐含着对中泰铁路项目的战略担忧。 日本试图通过强化与泰国的关系，在东南亚基建竞争中制衡中国影响力。 中国在冲突中的立场展现了新时代的外交智慧。外交部多次强调“中立公正”，既向柬埔寨表达慰问，也肯定泰国的自卫权。 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推动的“亚洲命运共同体”理念，要求其避免陷入双边争端的漩涡，转而支持东盟主导的调解机制。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，在危机处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7月28日的三国领导人会谈促成停火协议，双方同意重启边境事务联合委员会，并于8月4日举行正式谈判。 这种“东盟方式”的成功，得益于其灵活的调解机制和对成员国利益的尊重。然而，东盟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：泰国长期拒绝第三方介入，使得联合观察团等机制难以落实。 在全球化时代，单纯依赖大国庇护已难以应对复杂挑战。洪森家族试图复制1979年的成功经验，却忽视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——从革命输出到“不干涉内政”的务实主义。 中国在此次冲突中明确表示“东南亚的事东南亚办”，既维护了东盟的自主性，也避免了自身陷入战略被动。 对泰国而言，冲突暴露了其安全战略的局限性。过度依赖美国军事合作，虽能获得短期优势，却可能削弱其外交灵活性。 中泰铁路等项目的推进表明，经济合作才是长期稳定的基石。两国在停火协议中同意恢复总理级对话，为未来建立边境安全信任措施提供了可能。 这场冲突最终以东盟主导的停火告终，但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。 对于柬埔寨和泰国而言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历史恩怨转化为合作动力，在大国博弈中走出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。